一、撰《史通》的动机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知几完成《史通》的写作。是年二月,他为本书作序,回顾他撰写《史通》的经过。他说自己身任史职而忧心史事无成,因而"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可见,"商榷史篇"是知几的史学旨趣所在,也是《史通》一书的根本任务。

  《史通》内篇有《自叙》一篇,比较系统地说明了他治史的 经过和史学志趣,明确他撰写《史通》的本意。对此,上篇已作较详细的介绍,这里仅就有关著《史通》动机的几个问题加以评论。

  关于志趣和条件。

  知几夙好史学,自幼及长,博览群籍,深思博考,比较异同,多有发明。

  青少年时代立志史学事业的浓厚的兴趣、顽强的毅力、宽广的视野以及丰富的积累,走了一条独立钻研和博通的治学道路。兴趣和毅力的结合使知几得以博览群书。没有兴趣不行,没有毅力也不行。兴趣和毅力也不是一时的激动,刘知几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从没有放弃史学志趣,也没有放松自己的努力,反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驶使他献身史学事业的志趣更浓,毅力更坚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始终支持着他,这精神力量就是作为其思想支柱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就是儒家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人生观,就是孔夫子的光辉榜样。刘知几的功名观是现实的,也就是说,在现实社会中他要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希望得到朝廷重用,授以高官,委以重任,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于家于国皆能有所贡献。因此,当他在现实中遭到冷遇的时候,他灰心过,消极过,甚至一度信奉了道家消极避世的人生哲学,写过《思慎赋》。刘知几的功名观更是理想的,他始终把书名竹帛当作神圣的不朽之业,将献身史职视为"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在这里,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修齐治平的实践之路成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尽管理想与现实有多么大的距离,刘知几始终按照他所信奉的思想走下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先秦孔孟思想中的政治人伦思想的精华付诸实行,而且并不是口头上而是身体力 行,于己则是正人君子,在国则是忠良之臣,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应该给予历史的肯定。刘知几找到了孔子及儒家学说,找到其一生的精神支柱,并身体力行,这是他一生从事史学著述的巨大动力,也是他成功的思想条件。

  此外,独立思考精神使知几深思博考,比较异同,因而多有发明。独立思考之于现在,人们颇能理解它的价值。独立思考之在古代,人们也并不是不加提倡。孔子曾经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①"多闻,择① 《论语·为政》。

  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②知几也征引过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

  《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这段著名的话③。但是,由于儒学的统治地位和儒家经书被奉为不刊之典,一般士人如果对经书提出质疑或者批评,往往被视为邪说异端,遭到诋毁。没有独立思考,就不可能有学术的进步。知几独立钻研和博通的治学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没有这一点,也就没有《史通》的成就。知几具有博极群书、融会古今的渊博学识,是其在广阔的视野上进行纵横比较、评古论今的知识基础。知几不为传统所惑,不为权威所拘,敢于独立思考,批判创新的精神,是其进行学术评论的思想基础。这思想基础最突出的就是识见。

  关于"商榷史篇"。

  知几写《史通》的任务是"商榷史篇"。如何商榷史篇呢?《史通·自叙》说"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辨其指归",就是明确修史目的,主要是劝善惩恶。"殚其体统",是严格检验史书的体例。就辨其指归而言,思想非常丰富,但史学界对此阐发较少,这里多说几句。《史通·自叙》说:"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谈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此言颇有分量!知几既已明言他的《史通》"虽以史为主",但并不仅仅言史,也是一部"上穷王道,下谈人伦"的书,我们更不应该忽视《史通》的思想意义,仅仅视之为史学理论著作。知几"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这个不纯之义,既包括体统,也包括指归。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唯其指归不纯,方带来体统不纯。在大量的批评体统不纯的论述中,往往归结为"名实无准"、善恶不分、掩恶虚美、鉴无定识,说明体统不纯乃根源于是非不明。比如他批评魏收所撰《魏书》,曾经指出:"收谄齐氏,于魏室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性憎胜已,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书成始奏,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论讨,前后列诉者百有余人。时尚书令杨遵彦,一代贵臣,势倾朝野,收撰其家传甚美,是以深被党援。诸讼史者皆获重罚,或有毙于狱中。群怨谤声不息。"①魏收所为,显然是史德不正,"爱憎由己,高下在心"②,违背了作为一名史臣的"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的宗旨。

  知几"上穷王道,下淡人伦",反映了其著史见义的明确指导思想。司马迁撰《史记》,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刘知几撰《史通》,寓论断于评史之中。《史通》一书,无一篇不在评史,也无一篇不阐述其史义,观点鲜明,体现出史家彰善瘅恶的深刻的认识和强烈的感情。

  知几这样表述他撰写《史通》的史义: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识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①对古代学术进行"与夺"、"褒贬"、"鉴识"、"讽刺",这道出了② 《论语·述而》。

  ③ 《史通·疑古》。

  ① 《史通·古今正史》。

  ② 《史通·曲笔》。

  ① 《史通·自叙》。

  其史学批评的特点。所谓贯穿者深,网罗者密,商略者远,发明者多,通观《史通》,知其言之不诬。贯穿之义系指《史通》一书所体现的思想、精神,这是宗旨,是指导思想。《史通》一书体现了知几之直书实录之义,强调史学求真,求真以区分善恶、美丑,进而彰善瘅恶。故《史通》所贯穿之义是史家"记功司过,彰善瘅恶"之旨,是儒家政治伦理观的具体体现。《史通》一书网罗密,商略远,多有发明。

  "殚其体统"是检验史书的体例。知几重点是批评了纪传史的体例。

  辨指归、殚体统可说是知几商榷史篇的两大基本内容,前者在于明史义,后者在于明史法,二者缺一不可。知几固然着重在明史法,这是《史通》一书的特色。但是,没有离开史义的史法,缺了史义,史法便失去了灵魂。清代学者章学诚曾经这样说过: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

  如果说,刘知几着重讲史法,章学诚着重言史意,这是符合实际的。各人所处时代不同,所负历史使命有异。乾嘉之世,某些考据学家为考据而考据,忘记了治学目的,学诚批评汉学,重新阐明史学所以经世就十分重要。

  章言史意,主张"以意为宗","全其所自得",批评一些汉学家因袭旧贯,墨守成规,认为所谓"师事",不过是"自得"的桥梁,"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②,这是他著书立说的出发点。知几则不同,他面临着对唐以前史学全面总结的历史任务,包括治史宗旨、历史观和历史编纂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其学说的基本内容,似可概括为吏学理论和历史编纂学两大部分,即前言的辨指归的史义和殚体统的史法。

  从客观上考察,刘知几撰《史通》以对我国古代史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总结,这是历史的需要和可能,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主观上考察,刘知几能独当此任,则是其治学道路使然。这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和有机配合,是使刘知几走上成功之路的根本保证。在这里,思想和见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便是他以错综经纬、贯通古今的"通识"观点。他用"通识"的观点,全面分析、研究以往史书、史家的得失利害,以"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并对自马、班以降的史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通识是《史通》全书的主题,是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精神所在。

  "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核之史实,此言并不全面。刘知几固然议过馆局纂修,殊不知他是持批判态度的,更多的他也议"一家著述"!

  刘知几说: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廊字,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居退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

  ① 《文史通义》外篇《家书二》。

  ② 《文史通义·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

  ① 《通义·辨职》。

  这里,他表彰古代著名史家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陈寿,他们各自写出了《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全是出于私创。他自己也要象这些史家那样,自成一家,独自发挥其聪明才智,创造性地撰写历史。并不安心于当个馆局编修之官,反感到退居清静、成其一家为好。这充分说明,知几在馆局纂修和自成一家二者,态度是明朗的。这当然透露了他对史馆监修制度的不满,唯其如此,他也议论不少馆局撰修之事。

  在这方面,刘知几和章学诚都继承和发展了自古以来"成一家之言"的史学优良传统,并非"截然两途"。

  综上所论,刘知几以"通识"观点为指导"商榷史篇",以"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这便是刘知几撰写《史通》的目的,也是《史通》一书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