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料的分类和史料学的应用

  刘知几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他研究史料学亦信守史学家的严正立场。这就是他在历史的发展中叙述史籍源流,从而清晰分明地给我们展示了古代史料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史通》外篇中《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便是典型代表。《史官建置》论述我国古代迄唐初史官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

  我国自古以来书事记言,掌于史官,史籍藏于史官,史学寄于史籍,因而要研究古代史学,必究古代史籍、史料,欲究古代史籍、史料,必自史官始。

  刘氏叙述历代史官沿革变迁,条分缕析,简要详明。《古今正史》按着时间顺序历述古今正史,分溯其源。所言"正史",系指纪传、编年二体的史书。

  本篇所论,不越《六家》之外。他从上古三坟五典述起,历述《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一直说到《隋书》和唐修的《唐书》。篇末云:"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事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说明该篇论述的范围是"自古史臣撰录"的"梗概",只是"偏记、小说,不暇具论"。按照知几的意见,"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矣。"①论其价值,"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

  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槁之资焉。"②一分为二,既肯定其优点,又指出其不足。从"博闻旧事,多识其物"的观点出发,对偏记、小说之类的史料是不应弃而不择的。不过,在《史通》中,知几只是就偏记、小说等十类杂史,分述源流,略论其利弊得失,不曾系统叙述杂史的发展过程。

  《六家》、《二体》辨别史书体例,采取动观的纵向的历史考察,于考镜源流中辨别体例,同历史发展过程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历史的眼光和方法。

  所以说,把《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杂述》和《六家》、《二体》联系起来,我们大抵可以看出唐之前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性,当然也可看出唐以前中国史料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性。

  史料学之分类的部分就是史料分类学或史料目录学。目录学是阐述编制和使用目录工具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刘知几关于中国史籍的分类,突破《隋书·经籍志》的范围,他没有撰述过史籍目录,却曾提出了史籍分类的意见。

  这就是六家二体说和杂述十品。

  把《史通》的史籍分类法同《隋书·经籍志》加以比较,似可看出刘知几史籍分类法的历史价值。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在史流史体论中已有涉及,这里只谈些结论性的意见。

  《史通》杂史十类大都集中《隋志》的杂史、杂传、地理三类。职官、仪注、刑法、薄录等四目,《史通》均不曾涉及。这是《史通》不如《隋志》丰富的地方。然魏晋以来,典制体史书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隋志》对此有充分反映,职官等多是此类书籍,数量可观。以内容论,实为史书之重要组成部分,以体例论,亦绝非二体所能包括。自然《史通》以《尚书》、《春秋》入正史,这是知几一大发明,遂开后世"六经皆史"的先河。就史部著录而言,《史通》也有较《隋志》为丰富的地方。

  知几对杂史有一定的认识,但从总体上说,既没有给杂史以应有的重视,① 《史通·杂述》。

  ② 《史通·杂述》。

  也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述。他的目光仍集中于正史,以为史书之撰述主要是班、荀二体。其实,史学发展早远远超出二体范围,《隋志》充分反映了这一现实,知几却不曾给予充分重视。《隋志》是对魏晋已降史学发展的记录和总结,是一部承前启后的目录书。知几的《史通》本来有《隋志》可资借鉴,但他论史体却几乎全部抛开了《隋志》,另起新局。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究其缘由,这同《隋志》、《史通》各自的地位和情况有关,更重要的是知几未能正确对待《隋志》的优秀成果。

  下边主要谈谈刘知几关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辩等方面的论述。在史料的搜求上,刘知几主张博采,即广泛地搜集资料。他说:盖珍裘以集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说明广泛搜集史料是编撰史学巨制的基础工作。集腋成温,群材合构,在从事史学著述时,若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则内容贫乏,难以"能成一家,传诸不朽"。所以博学多闻,综览群书,广采众说,是刘知几坚定的主张。如《左传》、《史》、《汉》等名著,无不博采,这是它们成为史学名著的重要条件。

  知几认为,作为一名学者,必须"博闻旧事,多识其物",如果"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②,那断然达不到博闻多识的目的。这就是说,广采博闻,要扩大史料搜求的范围,不但要搜求历代编年、纪传体史书的资料,也要注意搜集偏记、小录等异书的资料,他认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在中国历史上,它"能与正史参行",也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大体言之,这些异说"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比如地理之书,因为各地区"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③这说明偏记小录之书一有史料真实的长处,二可补正史之不足。虽然其间"得失纷揉,善恶相兼","言皆琐碎,事必丛残",难以和《五传》、《三史》比美,还是很有价值的。知几在《杂述》篇,曾经分析过杂史十流的各自价值。

  偏记、小录,史料价值较高,"最为实录"。因为偏记乃当世人"权记当时,不终一代"之当代小史。如陆贾的《楚汉春秋》,记楚汉之际的历史,虽非全史,但记近时,作者耳闻目睹,有真情实感,故有较高史料价值,为司马迁《史记》所资取。小录是作者"独举所知,编为短部"的人物传。如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对了解这些人物的行事有重大帮助,而且丰富了这段历史的史实。

  逸事"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它作为拾遗之书,可补史遗,用资参考,其史料价值,亦不可低估。至于琐言,所载乃"街谈巷议","小说巵言",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如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等,这些书亦可提供史料,不止如刘知几所谈"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还有郡书,乃乡人学者编而记之,往往"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有溢美不实之处。其中如常璩之《华阳国志》等详审、该博之作,也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又有以显扬父母、夸其氏族、炫① 《史通·采撰》。

  ② 《史通·杂述》。

  ③ 《史通·杂述》。

  耀高门的家史之作,"事惟三族,言止一门",亦有史料价值。别传多"博采前史,聚而成书",新言、别说,盖不过十一,其书系录"贤士贞女"之"百行殊途"的善迹,如刘向《列女传》等。杂记乃搜采怪异之书,如干宝《搜神》,史料价值不大。至于地理书、都邑簿者,实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地理书多志一方"物产殊宜,风化异俗",但良萎不齐,其中有"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亦有"竟美其居,谈过其实"者,也有以委巷传闻为故实者。

  都邑簿主记"帝王桑梓","经始之制",如潘岳《关中》、陆机《洛阳》等,对都邑之宫阙、陵庙、街廛、郭邑的营造,能"辨其规模,明其制度"。

  上引知几在《杂述》中对杂史的分析,可知他对史料的搜求是至为广泛的。

  但是博采并不是"务多为美,聚博为功",必须"别加研核",以"练其得失,明其真伪"。因为史料不但要丰富,而且要真实。而真实,是更为要紧的问题。

  无论是正史,还是杂品,都有个史料的真伪问题,要求史家能鉴别真伪,慎重去取。刘知几说:"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①择善的基本前提是区分史料的虚实真伪。

  刘知几在《暗惑》篇末,对史书的材料选择有一段总结性的论述:"盖精五经者,讨群儒之别义;练三史者,征诸子之异闻。加以探喷索隐,然后辨其继缪。如向之诸史所载则不然,何者?其叙事也,唯记一途,直论一理,而矛盾自显,表里相乖。非复牴牾,直成狂惑者尔!寻兹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或采彼流言,不加铨择;或传诸缪说,即从编次。用使真伪混淆,是非参错。??夫书彼竹帛,事非容易,凡为国史,可不慎诸!"在这里,他讲清楚了严肃认真对待史料的重要性。

  在《史通》一书里,知几在许多地方都指出了五经、三史等史书的史料错误。比如他说:"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何者?

  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又案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

  而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竞列纣罪,有倍五经。"①在《疑古》篇里,他对《尚书》提出了十条怀疑,在《惑经》篇里,列举《春秋》十二未谕,五虚美,都是从对材料不实的角度提出来的。他指出,孔子修《春秋》,"多为贤者讳","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至于对《史》、《汉》等正史以及杂史的史料批评实在更多了。比如范晔的《后汉书》,选材猥杂,讹言难言。有所谓"王乔凫履",盖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原传于《抱朴子》,而范氏"朱紫不别",以荒诞作真实,入正史。再如沈约、魏收,"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②至唐初官修晋史,也是广采杂书,不加考辨。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等,所载或恹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多采以为书。其病① 《史通·杂述》。

  ① 《史通·疑古》。

  ② 《史通·采撰》在"务多为美,聚博为功。"刘知几强调史料的辨伪工作,他说:"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苟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③更有采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词,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者流,"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言之者彼此有殊,书之者是非无定。"而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如此传闻失实之记录甚为乖滥。知几由之得出结论:"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①这就是说,对待史料必须严加鉴别,比较异同,慎思熟考,以决定去取。

  那么,如何辨别真伪呢?

  第一,要区分史料的性质。

  刘知几认为,《史》、《汉》在选择史料时,不仅博征,而且皆"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所以能够"取信一时,擅名千载"。所谓"当代雅言",系指政府文件,政府的记录和比较可靠的历史撰述。魏晋著作采用"后来穿凿"的材料,所以记事"乖滥"。所谓"后来穿凿",指道听途说、传闻失实的记录。史家在选材时必须有这样一个基本估计。

  第二,要确定真伪的原则。

  《史通·载文》篇论文史关系,指出远古文辞不虚美不隐恶,文之将史,其流一焉。秦汉以降,文体大变,务以淫丽为宗,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失实,记事虚伪。他指出共有五失,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他说: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

  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他认为取材应该象王劭撰《齐》、《隋》二史,"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可见,确定真伪的基本原则乃是"拨浮华,采真实",也就是"去邪从正,捐华摭实"。凡"违理"、"捐实"者当弃之不采。

  要做到去伪存真、捐华摭实并非易事,需要求史家有高度的见识方可。

  诚如知几所言:"夫人识有不烛,神有不明,则真伪莫分,邪正靡别。"①他列举昔人有以发绕灸误其国君,置毒干昨诬其太子的记载,然发经炎炭,必致焚灼;毒味经时,无复杀害。结果引之者伪成其事,受之者信以为然。

  其实都是无稽之言。史传记载亦是这样,"其有道理难凭,欺诬可见。"②这里所说的"道理",即指事理、情理,是据理以推断其真伪。

  此外,考察记事是否符合于自然规律,即是否有"理",违犯自然规律的记事必然是伪造的。如《史记·五帝本纪》云重华人于井中,匿空旁出。

  刘知几认为:杳冥不测,变化无恒。"时无可移,祸有必至,虽大圣所不能免。若姬伯拘于美里,孔父阨于陈、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谓彼幻化,是③ 《史通·采撰》。

  ① 《史通·采撰》① 《史通·暗惑》。

  ② 《史通·暗惑》。

  为圣人。岂知圣人智周万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与夫方内之士有何异哉!"③重华匿空旁出不符合自然规律,定然是伪造无疑。

  考察记事是否符合于社会实际情况。真实的记事,必然和社会实际情况相合,离奇的记事,如没有特别使人相信的说明,必然是伪造的。如《东观汉记》载郭伋事:郭伋为并州牧,行经西河美稷,有儿童数百骑竹马相迎,并且约定归还日期。郭汲归还时早到一日,于是"止于野亭,须期乃入。"刘知几批评此事不可信有三。汉代州牧出行,"前驱蔽野,后乘塞路,鼓吹沸喧,施棨填咽",儿童们"非帷羞赦不见,亦自惊惶失据。"怎能去欢迎?

  这是一。又州牧出行,举州振肃。必然是群臣颗然仁候迎送,"行李有程,严备供具,憩息有所。""安得轻赴数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这是二。

  又,"晋阳无竹","访诸商贾,不可多得"。"群戏而乘,如何克办?"这是三。①此等虚伪记事,经不起分析,了无一实,不过是夸张郭伋是个好官而已。

  考察记事是否自相矛盾。如果据实而书则必然前后连贯,因果灿然,如果伪造故事,那就容易矛盾百出,前言不搭后语。比如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里说:吕不韦为秦相国,使门客撰《吕氏春秋》,书成宣布于咸阳"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而在《报任安书》中则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两相矛盾,说明《报任安书》叙事不可信,"识有不该,思之未审"。

  ②知几考察记事之真实虚伪,在《史通》中随处可见。他看到已往史籍"或采彼流言,不加铨择,或传诸缪说,即从编次,用使真伪混淆,是非参错。"所以他告诫人们:"书彼竹帛,事非容易,凡为国史,可不慎诸!"③我们可以这样说,刘知几对史书史料的考证辨伪工作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扎实的贡献,不愧为我国古代一位考据辨伪学的先驱。

  ③ 《史通·暗惑》。

  ① 《史通·暗惑》。

  ② 《史通·杂说上》。

  ③ 《史通·暗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