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家文风的基本要求

  在刘知几看来,史家文风应当是"文而不丽,质而非野","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他在《叙事》篇中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言,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干此乎?"他肯定《尚书》疏通知远之旨,意指深奥,浩训成义,赞赏《春秋》属辞比事之言,微显阐幽,婉而成章,因言"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继而表彰《史》、《汉》是"继圣而作,抑其次也。"以为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刘氏推尊《尚书》、《春秋》为叙事祖法,举马、班二家为史体宗法,正表达了他在史书宗旨和史家文风上以《五经》、《三史》为模楷的主张。孔子主张文质相称,知几继承孔子以来关于文质统一的意见,强调史文"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便是得求一个文质相你的文风。

  时移世异,质文递变,魏晋以来史文烦富,尚浮丽,效古语,知几以矫时弊,强调"文而不丽,质而非野",这是作为史家面临的历史任务。在《叙事》篇中,知几对史家文风提出三项要求。一是叙事以简要为主。他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这里,史书叙事,以简要为主,乃针对史书"烦芜"而发。提倡尚简,有鉴于魏晋以来国史之文日伤烦富,流宕逾远,冗句烦词,充斥字里行间。本来书事记言,为了"记功书过,彰善瘅恶",一旦烦富而不可收,便忘记了治史的根本目的,即是说"积习忘返,流宕不归,乖作者之规模,违哲人之准的。"①当然,《尚书》、《春秋》,文词简约,较之后世典籍,质朴无华。

  儒家经典被后世奉为模楷,学者从中引出简要之义自是原因之一。

  ② 《史通·鉴识》。

  ③ 《史通·杂说中》。

  ① 《史通。书事》。

  然而时移世异,记事日趋烦富是历史趋势。诚如知几所言:"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②为什么呢?知几以历史发展的眼光透察书事记言的大势,指出: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盟而始赴。否则盖不得而知。鲁史所书,实用此道。至于秦、燕、楚、越诸国,地理偏僻,故载其行事多有缺如。且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因此他总结道:"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并非丘明故为简约,而是随闻见而成传罢了。乃至汉代,天下一统,情况不同了。作者居府于京兆,征事于四方,用使夷夏必闻,远近无隔。所以汉代之史倍增于《春秋》。降及东京,作者弥众。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家谍宗谱,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所以中兴之史又广于前汉。至于魏晋,虽地之偏小,年之窘迫,反而使作者采访易洽,巨细无遗,耆旧可询,隐讳咸露。故小国之史亦不盛于大邦。由上可知,近史烦芜,势使之然。因而史家对书事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缺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①由此可见,知几尚简,并非越简越好,而是"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妄载而流于棒芜不行;言有缺书,伤于简略亦不行。他曾经说:"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

  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②这是对"简要"之最好的解释。"文约而事丰",这是述作的一个最高境界,今日看来,也应当是记事者奋力争取的目标。在文字简约上,知几注意到省句、省字。以为省句为易,省字为难。如果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则必然烦芜。这话是很有道理的。自然,一篇文字写得精粹,还不仅仅是文字的提炼,更重要的是思想的提炼,是识见的升华。

  二是"用晦",基本意思是言简而意赅。刘知几认为,行文有显、晦之别。所谓"显",就是"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所谓"晦",就是"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用晦之道"就在于"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靡漏。"这实际上是以高度的文字概括包涵丰富的内容,犹如前言文约事丰之义。他列举《虞书》"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等为例,指出其"皆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丘明师范尼父,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如"邢迁如归,卫国忘亡"之类。知几总结道:"斯则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们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这就是用晦的奥妙之处。至于《史》、《汉》,亦时值斯语。如"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董生乘马,三年不知扎牡;翟公之门,可张雀罗",等等。由上述可知,只要注意"略小存大,举重明轻",那么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缺。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当然,这样的要求是高标准的。史家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便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史家要不断锻炼自己的思维概括能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技巧。

  ② 《史通·烦省》。

  ① 《史通·烦省》。

  ② 《史通·书事》。

  三要提倡质朴,反对夸饰。在近世史学中运用夸饰手法形成风气。或"假讬古词,翻易今语",或"持彼往事,用为今说",或"虚引古事,妄足庸音",或"事不类古,改从雅言"。上述种种,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模仿古人言事。"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本来无可厚非。然而决不能生搬硬套。

  刘知几说:"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述今事,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①明识之士在于求似,"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而不是生硬地模仿,"貌同而心异"。生硬模仿、搬用的结果,"用使周秦言词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同,真伪由其相乱。"②这样,使后来的学者亦无从"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③看来,夸饰和模仿的结果,就混淆了古今的发展变化,违背了史家实录直书之义。

  此外,知几也主张史家记事要用时语,反对以骈文撰史。

  采用当时口语,如实记载历史,方能反映时代特色。对此,刘知几在《言语》篇进行了系统论述。采用时代口语编撰史书,本来就是我国古代史家撰史的优良传统。知几以为,战国以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所以如此,乃因"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时人出言,史官入记",即是怎么说就怎么写,写出来的文字,纵然曾经润色加工,仍充满着时代的气息。《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这样,"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正因为《左传》和《史记》坚持运用口语世语,遂使它们在语言艺术上取得非常大的成功,成为中国史学史上两部历史文学的杰作。但是魏晋以来史家通无远识,丢掉了左、马的优良传统,他们"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刻意仿古,失彼天然。诸如魏收、牛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更有"妄益文采,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结果是华而失实。刘知几批评这种文风说:"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亘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①他以历史进化观为思想武器,对表现在文风上的复古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从而捍卫了史书的时代风貌和客观真实性。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从这一原则出发,他从魏晋南北朝弥漫史坛的不正文风笼罩下,发现了不随波逐流的王劭和宋孝王,并大加表彰其"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在提倡采用当时口语的同时,刘知几对魏晋以来以骈文俪句撰史亦深表反对。他说:"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徘优。文非文,史非史,譬① 《史通·模拟》。

  ② 《史通·言语》。

  ③ 《史通·叙事》。

  ① 《史通·言语》。

  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①所谓"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体兼赋颂,词类徘优"云云,就是指以骈文入史。此等文风,以南朝梁代为盛,"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俪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②刘知几对以骈文入史的批评曾得到后代史家的赞扬。清代学者浦起龙在《史通通释·叙事》篇释刘知几的论断时说:"此节撇尽后史简且不能,更何处说起用晦耶?今试取诸史读之,信有八代之衰之叹也。"刘知几评论历史编写中的文风,是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发。这种浮华的文风积弊日深,严重地影响了历史著作的实录求真之义,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时候了。刘知几对浮华文风的批评,说明他改变文风的要求已相当自觉,在他这个时代,社会酝酿着变化,文风也酝酿着变化,至韩愈提倡古文运动,便是文风变化酝酿成熟的结果。

  但是,既使是文风的变化,也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骈文之深刻影响,至使刘知几一方面反对用骈文撰史,另一方面他本人又基本上是用的骈文撰写《史通》,因之在理论和实践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对此,史家多有察觉,张舜徽先生对刘知几批评骈文的言论评论说:"知几此论,道尽六朝文敝,切中膏育。然自魏晋以下,士习华靡,要亦时尚使然耳。??然观《史通》全书,亦重在修辞炼句。凡四字可尽者,必足成八言。一句能毕者,辄联为二语。所谓'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之病,累牍连篇,靡不然矣。使知几当日自成一史,亦未必能黜华崇实,屏绝绮语,而反之三代两汉也。盖习尚移人,有不期然而然者。何用深责六代诸史乎?"①这里既肯定了刘知几对骈文的批评,又指出了他自己深受骈文文风的影响,既对骈文之敝表示了否定,又以为骈文成风乃时尚使然表示理解,其看法是相当辩证的。

  当然,学术界也有另外的看法。姜书阁先生征引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关于刘知几"对于骈文的不满"之后说:"说他对骈文不满,恐无根据,且与实际情况不符。??事实是他的《史通》,从序起到全书终了止,基本上都是用骈体写的。他如果真的对骈文不满,就不会用骈文写这部耗费了半生精力的史学巨著。"②我以为应该承认刘知几批评过骈文,且批评相当严厉,然而确切地说,刘知几主要是反对以骈文撰史。他是位史家,任务在"商榷史篇",包括史家的文风。他并没有把骈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去反对。所谓"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只是说明文士之文与史家之文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知几从史家实录直书之义的要求出发,拨浮华,摭真实,捍卫史家求实存真之旨,因而反对以骈文撰史,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本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自幼选择了史学志愿,留意于名山事业,因而关心、思考史家撰述的宗旨、方法和文风,在文、史之间更倾注于史,这是理所当然之事。但是,的的确确,他并没有在整体上去否定骄文,至少说从现存《史通》中看不到他全面否定作为文体的骄文,而只是反对以骈文撰史。

  ① 《史通·叙事》。

  ② 《史通·杂说下》。

  ① 《史学三书平议·史通平议》卷三第75 页。

  ② 《骈文史论》第45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版。

  为了更深入了解刘知几关于骈文的理论和实践,我们有必要从更广的视野上讨论一下骈文的来龙去脉。唯其如此,才能更切合实际的估价刘知几关于骈文见解的是非。

  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体裁,曾产生过积极影响,也带来过消极作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它来有源,去有踪,源远而流长,对它应作具体的分析,客观的评价。先秦文章,本无骈散之分。秦汉以还渐有骈意,经七百年发展演变,始达成熟。至南朝徐陵、庚信,出现高峰。隋至唐初,沿袭未改,但其势渐衰。中唐韩愈倡为古文,欲以振八代之衰,应者甚众,实效可观。然科举应试之赋,已由骈而进入严格的律体,应世之文亦全限于"今体"的"四六",即使古文家也不能免。具体唐代文章的发展变化,《新唐书·文艺传》曾有详实的评述。大体言之,唐初百年间,沿袭六朝文风,一直是骈俪文占据着文坛。玄宗即位前后至代宗大历以前,为崇雅黜浮唐文初变时期。大历、贞元间,韩、柳提倡古文,造成声势,骈文衰而新古文兴起。骈文在潜移默化中逐渐起了变化,而终致为新兴的散体古文所代替,而成为文起八代之衰的新局面。刘知几既然处在骈文占据文坛的时代,他以骈文行文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既反对以骈文撰史,又在《史通》的写作中崇雅黜浮,推进了骈文的改造,因之开了唐代文学宽博宏伟新风的先河。我们不应该把知几的骈文与六朝的骈文等量齐观。

  综上所述,我们从知几关于史笔的系统主张中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位史学家的卓越的史识、明确的宗旨、严格的史风,至今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