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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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实证主义的史学






  历史哲学在三点上违背了历史意识,对这三点,历史意识是具有一切理由谨守勿失的,这三点是,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叙述与文献的统一性和发展的内在性。人们反对“历史哲学”和一般地反对浪漫主义的史学恰恰就在这三点上,而且反对经常很激烈。归根到底,这种反对是有其共同动机的,这可以从出面反对的人经常互相同情友好而清楚地看出来,虽则他们在细节方面常有纷争。但为了清晰起见,最好是就这种反对的三重性来考虑它,并把它看作历史家的反对、语文学家的反对和哲学家的反对。

  我们所说的历史家是指那样一些人,他们专爱研究特殊事实,不爱研究理论,对历史性的著作比对思辨性的著作更为熟悉,用得更多,他们的说法是,历史应当是历史而不是哲学。他们并不敢否定哲学,因为相反地,他们自称尊重哲学,甚至尊重宗教和神学,并且不耻下问地偶然到那些水域去作一次迅速而谨慎的巡游;但是,一般地说,他们只愿在历史真理的风平水静的港湾中驶行,避免驶进哲学的波澜汹涌的海洋:哲学是被划进他们的著作的视界以内的。他们甚至也不反对“普遍史”的宏大结构存在的权利,至少在原则上不反对,但是推崇和偏爱那些可以从细节方面充分地加以研究的民族史或其他专题史,并以国家史和民族史的汇集去代替普遍史。由于浪漫主义已把它的各种实际倾向(历史哲学那时已把这些倾向变成了教条)引进那些普遍史和民族史本身,所以历史家就在他们的纲领中自行克制,避免民族的和党派的倾向性,虽则他们保留了让他们的爱国的和政治的愿望能被感到的权利,但他们说,对事实的叙述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事实被认为是不受他们的意见的影响而独立地进行的,或者说,它们是在其自然发展的进程中自然而然地合乎他们的愿望的。由于欲望和哲学判断在浪漫主义中弄混了,彼此发生了污染,因而克制也就扩大到了关于所述事实的质的判断方面;人们认为历史家的领域是事实的实在性而不是它的价值,如果要对问题作出较为深刻的考虑,人们就诉诸理论家和哲学家对于问题所已作过的考虑。历史不应当是德国的或法国的,不应当是公教的或新教的,但是它也不应当妄想用一种较为广阔的概念来解决这些对立物或类似的对立物,像历史哲学家所已试过的一样,而只应当用一种明智的怀疑论或不可知论把它们全部加以中和,并用一种主席作总结的口吻的形式来冲淡它们,仔细倾听对立双方的意见,对各方都有礼貌。这当中有外交手腕,难怪许多外交家或学习外交的人会在这种形式的历史中进行合作,难怪这一学派中最伟大的历史家利奥波德·朗克特别喜欢外交方面的资料,在他身上是可以找到我们所已描绘过的一切特征的。事实上,他老是攻击哲学,尤其攻击黑格尔哲学,大大地有助于历史家们对哲学的不信任,但他的攻击是有礼貌的,小心地避免使用任何听来太粗鲁或太强烈的词句,而表示坚信上帝的插手已在历史当中自行表现出来,那只手是我们自己的手所不能握住的,但它触及了我们的面孔,把它的行动通知了我们。他用专题论文的形式完成了他的长期的和极有收获的工作,而不采用普遍的结构。当他晚年编写一本世界史时,他小心地把它和宇宙分开,宣称,如果他放弃了民族史的稳固基础而在那些“彼此影响、逐一出现并构成一个活的整体”的民族的普遍性之外去另找他种普遍性的话,那就是“迷失在幻想和自明前提论证中”。在他的第一本书中,他用精致的反语抗辩说,他没有能力担起交给历史的那份重任,去判断过去或就未来教训现在,他觉得他只能表明“事情真正是怎样发生的”;这就是他的整部著作的目标,他坚守这一目标,从而获得了别人所得不到的声誉,甚至达到了替反宗教改革时期的教皇们编写历史的程度,虽则他是一个路德派,并且终身是一个路德派。这本历史在一切信仰公教的国家都受到欢迎。他的最大成就是以不得罪法国人的方式去写法国史。他是一位最富文采的作家,他能在礁石之间行驶甚至不暴露自己的宗教信念或哲学信念,从不自己负责去作任何确定的解决,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对他所依靠的概念例如“历史观念”,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永远斗争,以及国家观等逼得太紧。从朗克自己国内的许多历史家看来,他是他们的理想和教师,从某些国外的历史家看来,他也是这样的。但是,即使没有他的直接影响,他所代表的历史型式也到处在萌芽, 有些地方稍早一些,有些地方稍晚一些,这要看各国的形势和巨大的政治激情和哲学热情的冷却程度而定。例如,在法国,这种情形发生得就比意大利早,在意大利,史学在1848年以后还感到唯心主义哲学和民族运动的力量,甚至直到1860年仍是如此。但是,这种我在最初开玩笑地呼之为“外交式” 而实则几乎是应当严肃地看待这一称呼、把它命名为“外交”型式的历史,在那些性情温和的人中至今仍然是成功的,他们爱慕文化,但不愿意沾染党派的激情,也不愿意为了哲学思辨而伤脑筋:不过,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它不是经常用一位利奥波德·朗克的智力、平稳和手腕去加以研究的。

  外交式的历史家没有完全不许思想进入历史的野心(因为他们没有这样一种野心所必需的天真),反之,语文学者却有这种野心,他们是一群最天真的人。他们格外显得天真,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评价以前虽是极其谦逊的, 但后来已经显著地提高了,原因是,对编年史和文献的研究已经达到了高度完善的境地,最近又有了批判法或历史法的创立(事实上它不是从一无所有中创造出来的),这种方法被用来精细地和严密地考查资料的来源和提炼这些资料,被用来从内部去对原文进行批判。在德国这样的国家,语文学家的这种骄傲心是盛行的,方法也发展到了顶点,在那里,傲慢的书生气比别处更为盛行,在那里,作为那件最可赞叹的事情即科学的严肃性的结果,“科学精神”大大地偶像化了。在一切有关环境和真正正当的科学工具方面也都野心勃勃地采用了这个词,例如对叙述和文献的收集及批判方面就是这样的。至于法国和意大利的归派学者,他们在“方法”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并不逊于十九世纪德国所取得的,但是他们没有梦想到他们这样做是在产生“科学”,更没有梦想到要嫉视哲学和神学,或者以为他们可以把它们逐出阵地, 用文献法去取而代之。但是,在德国,每一个平庸渺小的原件抄录者、每一个不同文本的搜集者或每一个考查原件之间的关系的人和文本的真伪甄别者都自高身价,侧身科学家和批评家之列,不仅自视为谢林、黑格尔、赫德或施勒格尔等人的平辈,而且还看不起和蔑视他们,把他们叫作“反方法的”。

  这种伪科学的傲慢心从德国传遍了欧洲其他各国,现在达到了美国,虽则它在其他国家比在德国更加常常遇到不客气的人,笑话它。那时,我所名之为“语文学的”或“博学的”历史的史学方式就第一次出现了。也就是说,那些通常叫作古史、年代记、文库、文集的多少有点见识的资料汇编就把自己伪装为历史,只有它们才是高贵的和科学的。这些历史家把他们的信念安放在一份叙述当中,其中每一个字都有一件原本作依据,此外,在他们的著作中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原本中所有的,那是脱离了上下文的,是没有经过语文学叙述者的思索重述出来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他们的历史达到一种综合性汇编的地位,从有关特殊的时代、地域和事件开始,而终于把整个历史知识安排在巨大的百科全书中,从中可以为古典的、浪漫主义的、日耳曼的、印欧系的和闪族的语文学提供系统性或定义性的条目,那些条目是在一个专家指导之下由一群专家编成的。语文学者有时候为了减轻工作的枯燥性,也会用带有情感的爱好和理想的见解来略略点缀一下自己。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就求助于求学时的记忆,求助于当时流行的哲学口号,求助于当时人们对于政治、艺术、道德的日常情操。但作这一切时,他们是很有节制的,以免失去他们的科学严谨性的声誉,以免在科学的语文文献学的历史方面遭到失败,这种历史是看不起哲学家、外行、吹牛家所喜爱的无益点缀的。结果,他们就两害相权取其轻,容忍了上述那种类型的历史家,并且照例倾向于原谅他们为了支持“新文献”而跟“观念”发生来往所产生的罪过,那些新文献是他们所发现或利用过的,是他们经常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残余从他们的书本中挖掘出来而去掉其“主观的”杂质以使其纯洁化的,也就是去掉其前人的加工。他们所知的哲学只是“历史哲学”,甚至这也是从它的可怕的恶名知道的,而不是从直接熟识中知道的。他们记得有名的哲学家确实记错五六个人名和日期的掌故,并且随时准备重述那些掌故,却很容易忘记他们自己所犯的无数错误(更易犯,更危险);他们几乎使自己相信了哲学是被发明来改变人名和混淆日期的,而那是委托给他们去热情地加以照管的,相信哲学是魔鬼用来毁灭严肃的“文献性历史”的陷阱。

  第三群反对历史哲学的人是由哲学家或历史家—哲学家组成的,但是他们不要那个称呼,他们选择了另外一个比较不致引起猜疑的称呼,或用某一形容饲加以冲淡,或事实上接受那一称呼而附以适当的说明:他们自称为实证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社会学家、经验论者、批判主义者或类似的名目。他们的目的是要去做不同于历史哲学家所已做过的事,既然历史哲学家用的是目的观,于是他们就都发誓说,他们要用原因观来进行工作;他们要找出每一件事实的原因,这样去愈来愈广泛地概括出整个历史进程的原因或诸原因:另外一些人则觊觎一种历史的原动力;他们要从事一种历史机械学,即一种社会物理学。一门特殊的科学出现了,它和历史哲学是对立的,在那里,自然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倾向自己觉得抬高了身价:它就是社会学。社会学把起源于人类的事实加以分类,并规定了调节它们的相互依存的法则,利用这些法则为历史家的叙述提供说明原则。在另一方面,历史家则辛勤地收集事实,把它们送给社会学,使它能从它们挤出汁来,也就是说,使它能把支配它们的法则加以分类并引伸出来。因此,历史和社会学的关系就与生理学和动物学的关系、物理学和矿物学的关系或另一种同类的关系一样;它们不同于物理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地方只是它们更为复杂而已。数学计算的采用好像成了历史进步的条件,犹如它是一切物理科学和自然科学进步的条件一样。一门新的名叫统计学的“科学”以实际行政的谦逊仆人和官僚制度所激发的作品的形状出来支持这样一种想法。既然全部科学是以一座压缩工厂的观念作模子的,于是人们就替历史祈求和勾画了“综合”,即历史的间架,在那里,支配各单个历史的法则和事实应当加以扼要的叙述,就像一种图表一样,以便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原因和事实。难道我们还用得着回忆这一学派的人名和支持者、孔德、巴尔克、泰恩等等及追随他们的最近的历史家如兰普雷希特和布雷西格吗?难道我们还用得着回忆这一学派的最必然的和最似是而非的纲领如巴克尔的文明史序论和博尔多的《历史家的历史》吗?这一切和其他类似的实证主义学说都是记忆犹新的,因为它们或则在年代上离我们是最近的,或则它们在世界上所引起的喧嚣回响犹在,我们还到处可以看到它们的痕迹。我们到处看到它,尤其在他们根深蒂固的成见中看到它(这是我们必须耐心地加以消灭和融化的),这种成见认为,历史、真正的历史应当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去构成,认为原因归纳法应当被采用。因此,他们用多种多样的自然主义概念感染了近代思想:例如种族、遗传、退化、模仿、影响、气候、历史因素之类。在这里,也和历史哲学的情形一样,既然我们只要选出每一件事实的主要东西就够了,我们就不必细究它的各种特殊形式了,即,不必细究那些宣布和列举历史原因的各种方式,不必细究那些声称这一原因或那一原因是最主要的原因的各种主张了:最主要的原因有时是种族,有时是气候,有时是经济,有时是技术,如此等等。在这里,研究特殊的形式对每一个这样的人会有用处,这种人特别愿意发展辩证法,愿意描绘那一学派的内部分解,即指出它要以自己的特殊方式越过自己的内在倾向,虽则它没有能够通过那一途径做到这一点。

  我们已经说过,反对“历史哲学”的三类人物和他们打算用来 代替它的三种方法——外交的、语文文献学的和实证主义的历史——表明,他们的内部是不一致的。可以证实这一点的是,外交式的历史家看不起纯然的博学,不信任实证主义的构造,博学家则怕人名和日期弄错了,看见外交式历史和写作这类历史的实行家的漫不经心的作风就摇头。最后,实证主义者又认为后者是一些没有穷究事物的底细、没有穷究它们的一般原因或自然原因的人,责备博学家无力提高到法则的水平、无力按照这些社会学的、生理学的或病理学的法则去确立事实。但更可以证实的是我们所已注意到了的:激励他们的共同概念和他们的实质上的亲近关系,因为,当博学家想用某种哲学来打扮自己时,他们很快就披上一些实证主义思想的外衣或实证主义言辞的破布,高视阔步起来。他们也参与了实证主义者和外交式历史家对于思辨性问题所持的保留和不可知论的态度,同样,不承认他们所要求的正当性是不行的,他们所要求的是:证明应当可靠和文献应当无伪。外交式历史家同意他们的这一公式,就是,历史不应当是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不管目的论而应遵循因果性的路线。事实上,三种反对派对于历史哲学的超验性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否定了历史和哲学的统一性,但否定的程度不同,各有特殊用意,初步研究不同,方式不同。

  这些学派在它们所否定的方面虽则是一致的,但从我们看来,它们三者都要受到一种批判,这种批判把它们在一种单一的否定下一致起来了。因为,甚至一位朗克的能力和智力也无力把生气灌输给稳健主义,无力坚持外交式历史的折衷主义,在企图这样做的人失败以前,事情就失败了,因为这样做是和他们的能力背道而驰的,本质上是不可能的。不可知论的历史观是荒谬的——这种历史不是哲学性的,但又并不否认哲学,不是神学性的,但又不是反神学的,而把自己限制在民族及其相互的影响方面——因为朗克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有超过民族的力量或理想,因而需要在一种哲学或在一种神学中思辨地加以辩护。这样一来,他就使自己受到了实证主义者的责备,他们不信任他的观念,说它们是“神秘的。”由于同一理由,其他的人就在把它们一点一点地从理想或精神运动的地位变成自然的和生理的产物,如同洛伦兹所尝试的一样,他是一个热烈地追随朗克的人,他因其生殖的和遗传的学说而陷入了他的老师本人力图避开的生理主义和自然主义。当这种从精神性到自然的过渡被完成时,历史与史前,即文明史与自然史之间的分界线也就不被尊重了。另一方面,当观念被人解释为超验的及被解释为符合神意的设计时,事情又回到“历史哲学”了;神意根据一种法则支配世界,并根据一种行程计划指导世界。自负为公正与客观的基础原是一种半吞半吐的、暗示性的、谨慎缄默的文字策略,它同样是骗人,从严格批判的观点看来,反对朗克及其教皇史的耶稣会士将要永远得势——教皇制度要么永远到处像它所自命的那样是作为人的上帝之子所建立的一种制度,要么就是一种谎言。尊重和谨慎在这里是不适用的。二者必居其一。事实上,不采取那种看法左袒一边是不可能的;充其量不过因此形成一些宽容的人、袖手旁观的人和漠不关心的人所组成的第三派而已。朗克的原则是不大一贯的,这可以从他的《世界史》的某一部分看出来,在那里,当他谈到塔西陀的时候,他以历史教师的身份提到他自己的体验说,“不能说史学是向进步方面平稳地和始终如一地发展的,在古人中是如此,在近人中也是如此,因为,目标本身是在时间的进程中形成的,永远是不相同的,而概念是以作者的生活和写作的环境为转移的”。这样一来,他就在盲目的偶然论跟前采取了一种退却的行动,而现在的历史描绘则表明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现在的历史描绘已描绘了历史思想从希腊人到近代的有机的和进步性的发展。在另一方面,整部《世界史》证明,由于他所存心模糊地留给我们的观念或观念网不大一贯,结果,他就很难使那部浩瀚的叙述具有生气,那部叙述非常缺乏联系,非常沉闷,有时甚至写出一些无关的想法,例如,在第一卷开头,他把扫罗和撒母耳跟那些同教皇发生冲突的皇帝相比,把罗波安和耶罗波安的政策跟近代的中央集权国家与离心的地域之间的政治冲突相比。一般地说,我们发现朗克有一种陷入实用主义方法的不可避免的倾向。批评朗克的话同样再可以用来批评他的门徒和那些培植同样也是折衷性历史的人。至于语文文献性历史,我们对它的纲领的描绘就把它的无用说清楚了,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一种双重的谬误。

  如果真正采取最严格的方法去审查见证,那就没有见证是可怀疑和研究的了,语文文献性历史就会否定它所希望建造的历史的真实性。如果由于外在的理由,把价值强加给某些证据,那就没有一种胡说是不能同意的,因为没有一种胡说不会没有诚实的、公正的和聪明的人站在它一边。语文文献学方法甚至对奇迹也无法加以否认,因为奇迹也有证明确有一次战争或一份和约的同样核实为凭,例如洛伦兹就按照最严格的语文文献学批判法审查过圣伯尔拿的奇迹。为了不承认不可思议的东西和不承认随着见证无效而来的历史无效,就只好求援于思想,别无他法,思想从内部重组历史,它就是它自己的证据,它不承认不可思议的东西,因为那是不能想象的。这种求援就是宣布语文文献性历史的破产。我们当然可以说,这种形式的历史如果依靠历史本身所提供的一切帮助,它就多少可以支持自己作为历史而存在,并自相矛盾;或者说,它自相矛盾,却不能支持自己,或又采用实用主义、超验论和实证主义的方法,只能在表面上支持一会儿。其中实证主义又在不同体制中遇到了同样的经验,因为它用来从原因方面说明事实的历史原则先假定有事实,而这样的事实本来就是思想,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已得到了说明的。因此就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这在历史和社会学的关系中是昭然若揭的,它们互相作为基础,同时又互为对方提供基础,很像柱支持柱顶,同时又从柱顶再树立柱子一样。但是,如果为了打破这一循环,把历史当作基础,把社会学当作它的实践,社会学就不再是历史的说明,历史就要另找说明了。根据不同的爱好,这不是一个未知的原则,就是某种像上帝一样行动的思想形式,二者都是一种超验原则。因此,实证主义就在事实上导致了历史哲学,如同孔德、巴克尔及其他同类人物的启示录和福音书所例示的:他们都是最虔敬的神学家,但是很混乱,他们重新采用已被浪漫主义史学驳斥过的那些谬误概念。

  浪漫主义是知道它已把人类事务发展方面的研究工作提到了什么样的高度的,当它面对这类肤浅的、愚昧的或粗糙而奇怪的历史时,它确乎是会大叫大嚷的(事实上,它已通过它的勇士的嘴大叫大嚷了),会模仿波拿巴在雾月十八日的口吻对它的反对者和后继者叫嚷说:“我留给了你们以如此光辉的历史,你们用它做了些什么呢?难道这就是你们答应用来解决我所未能解决的问题的新方法吗?除了厄运与贫困以外,我从中什么也看不到!”但是,我们是一些在史学的长远发展中从未见到绝对倒退的人,我们的当前的或最近的敌人虽是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学派,但我们不能让自己随波逐流,跟着正在反对这种学派的浪潮跑,以致看不见事实上是这一学派自己所固有的东西,由于那种东西,它确实代表了进步。我们也不会去衡量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优点,把它们加以比较,并作出结论,肯定浪漫主义的优越性;因为人人皆知,这样去审查优点的程度乃是教授们的事,在历史上是不能容许的,观念上后来的东西,实际上比它所继承的东西好,尽管表面相反。第一,严格地说,相信浪漫主义所已赢得的东西在实证主义中失去了,那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从另一种观点来看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比较用心地来看时,我们就知道,那些东西都被保存下来了。浪漫主义废弃了历史二元论,从历史二元论看来,事实上存在着积极的事实和消极的事实,即被选的事实和被弃的事实。而实证主义一再说,一切事实都是事实,它们都有进入历史的同等权利。浪漫主义用发展的概念替换了由已往史学插入事件进程之间的鸿沟与罅隙,实证主义也一再重复那种概念,把它叫作进化。浪漫主义在发展方面确立了许多时期,这些时期或者是一种局面循环的形式,像维科所确立的一样,或者是一种非循环的、直线的状态,像德国的浪漫主义者所确立的一样,它并且举例说明了各种状态是一连串的精神形式或心理形式,而实证主义则复活了这类概念(虽则由于它的信徒通常缺乏教养,它常常相信自己发现了前人从未发现过的东西),这是可以从一长列的例证中获得证明的。这类例证有孔德的心理发展的三个时期和分别属于同时代人兰普雷希特和布雷西格的“新产品”的社会发展的八种局面或四大政治时期。浪漫主义断定,用看成原子一样的个人的任意、筹划和计谋来说明事件是一种儿戏,而以普遍的东西、“观念”、各种观念、精神、民族和自由作为历史的主题;实证主义也反对个人主义的原子主义,谈论群众、种族、社会、技术、经济、科学、社会趋势;事实上,它谈论一切,但蒂齐乌斯和克伊乌斯的任性是例外,不再被认可了。浪漫主义这时不仅已经加强了各种观念价值的历史,而且已把它们看成是有机地联系着的;而实证主义则坚持社会因素的相互依存和实在的东西的统一性,并想用文明和文化史来填补各种专门史的空隙,所谓社会史本身就包括了政治、文学、哲学、宗教以及其他一切类别的事实。浪漫主义推翻了他律的、教育性的、道德化的、服务性的历史,实证主义也自夸它的历史是一种科学,本身就是目的,像其他一切科学一样,虽则也像一切科学一样,它提供了实用的基础,因而是能应用的。浪漫主义提高了对博学的尊重,刺激了博学与历史之间的来往。但是,实证主义时期的博学和语文文献学自负它们本身就是历史,除了意识到它们继承了它们所保存和夸大的浪漫主义以外,它们那种自负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它们的方法的实质,除了(如同弗埃特所已很好地注意到的)表现在创始这种方法的沃尔夫身上的浪漫主义对于原始的、真正的、质朴的东西的寻求以外,又是从哪里继承得来的呢?我们最好要记得,沃尔夫是一位前浪漫主义者,他是佩服奥希恩和通俗诗歌的。最后,实证主义力图找出历史的诸原因,找出历史事实的连贯,找出各因素的统一性及其对于一个最高原因的依存,除了浪漫主义者本身对于发展的方式、目的和价值的思辨以外,那种努力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任何一个注意到这一切和我们所能列举的其他类似之点的人必然都会得出结论说,实证主义之于浪漫主义跟启蒙运动之于文艺复兴运动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作为浪漫主义的对立面者少,而作为它的假设的合乎逻辑的执行和夸大者多。甚至它之最后变成神学也和浪漫主义之最后变成神学是相应的。在其他方面,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因为超验性总是超验性,不管它被设想为上帝的超验性或理性的超验性,被设想为自然的超验性或物质的超验性。

  但是,把它看作物质也好,看作自然也好,这种对浪漫主义的问题和概念的自然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歪曲把观念歪曲成原因,把发展歪曲成进化,把精神歪曲成群众等等,乍一看去是可厌和可笑的,人们最初会以为那是实证主义史学的弱点所在,其实相反,从细心的观察者看来,它正是实证主义比浪漫主义进步的地方。那种曲解有力地否定了历史是由超现实的力量,由外在的究竟,由超验的法则所推动的,在它的动机方面是如此,在它的一般趋势方面也是如此,与此相关,它肯定了历史的法则应从真实界中去寻找,真实界是单一的,名叫“自然”。实证主义没有理由愿意听到任何“形而上学的”东西,心里头却有教条主义的和超验论的形而上学,那种形而上学已经渗入了康德及其后继者的思想中;它所轻视的标的是好的,虽则结果它把形而上学和一般哲学弄混了,或把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和批判的形而上学弄混了,把存在的形而上学和心灵的形而上学弄混了,它自己不是完全不受它所攻击的东西的影响的。但是这种情形并不妨碍它对“形而上学”的极为反感,由于把我们自己限制在比较直接的兴趣中,并不妨碍它去讨厌“历史哲学”产生于持久的结果。幸亏有了实证主义,历史著作才变得不那么幼稚,著作中的事实才变得较丰富,尤其是富有浪漫主义所忽视的那类事实,例如被称为自然安排的安排,被称为退化过程或病态过程的过程,被称为心理错觉的精神混乱,被称为物质兴趣的兴趣,以及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或经济活动,势力与暴力或政治力量与革命力量等事实。实证主义存心否定超验论,存心观察它的一切,它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正确的,实际它也是正确的。我们每一个适当地注意那类事情并再次提出那种否定的人乃是在收获实证主义的果实,在这方面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它的矛盾的功绩在于它使浪漫主义史学中潜在的矛盾变得更明显了。应该说,实证主义者的最无节制的学说例如泰恩的学说也有这种功绩,泰恩认为知识是一种真正的幻念,认为人类的智慧是一种偶合,它认为非理性是正常的状态,就像朗布罗梭相信天才就是疯狂一样。这种情形的另一个例子是,人们试图发现异质混杂和历史分歧是怎样出现的,如果同质被假定了的话;此外还有方法论上的规则,认为对历史的说明应当从因果关系中去寻找,但应在天才和德行前停止,因为它们没有因果关系,它们拒绝接受因果说明;还有可怖的不可知,人们对那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科学巨人大捧特捧一阵之后,它被放在真实事物的历史的前头。但是,既然浪漫主义没有使精神和自然相融合,而是互相反对,那末,在浪漫主义时,如果精神吞噬了自然,但没有能力消化它(因为,前面已经说过,它是消化不了的),而现在则自然在对精神做出同样的事,得出同样的结果,这是很公平的。这种情形如此公平,如此合乎逻辑,因而有不少的旧日唯心主义者倒向了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因而对他们自己在混乱中无力看清道路所作的自白立即成了有教育性和有启发性的,挂上“不可知论”名义的困惑也和这一样。对历史实证性的明确肯定代表一种思想上的前进,同样,其对立物被推到极端时也就向新问题的准备和解决精神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新方法前进了一步。毁谤应当出现,意思是说,甚至荒谬的人的毁谤和对人类良知的令人厌恶的错误批判的毁谤也是一种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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