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制宜,忽必烈承袭汉制








  【原典】

  忽必烈即位之初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外来民族如何巩固对汉族的统治。他决心改变蒙古族多重视武功、忽视文治的状况,认识到要巩固对中原的统治,必须推行一整套符合中原情况的政策,最有效和最便捷的办法,就是采用汉族已有的制度和法令。于是,他因地制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忽必烈采纳了刘秉忠等大臣的建议,按照中原历代王朝的传统,以“中统”年号纪年,废除大蒙古国号,改国号为“大元”,并把国都南迁到北京,命名为“大都”,建造了新皇宫和城墙。

  大蒙古国越来有一整套自己的国家制度,比中原的要简单得多、入主中原后,原有制度已不适应新的情况。忽必烈采用了中央集权制,要刘秉忠和许衡根据中原历代制度,参照现实情况,在中央一级设立主管政务的中书省,主管军务的枢密院,主管监督官员的御史台。在地方一级,设立主持日常军民政事的宣抚司,以及提刑按察司。最高行政机构是行省,下辖路,府,州、县四级。政府官员尽量录用汉族遗老、旧臣和学者,由蒙古人掌握人事决定权。这套制度较为有效地保证了蒙古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忽必烈还放弃了蒙古人传统的游牧经济,设立了司农司、营田司等机构,鼓励农业生产,把大量牧场恢复为农田,用租佃方式招募农民种田,并把一部分土地退还给了农民。他还下令禁止抢掠人口贩卖为奴,并恢复了一些奴仆的平民身分。

  在文化方面,忽必烈设立了国子学,承认并提倡汉族传统文化和儒学,让蒙古族子弟接受汉文化教育,还在大都建立了孔庙。

  这一系列制度和措施的推行,说明落的民族对先进民族的征服,只靠武力是不行的,还得改变自己的传统和习俗,在其它方面向先进民族靠扰。忽必烈明智而及时地认识到这一点,因地制宜,入乡随俗,在元代初年稳定了对中原的统治。

  【新说】

  现代人对“因地制宜”这一策略并不陌生,它要求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与该地方情况相适应的具体措施,并加以贯彻。

  理解这一策略并不难,难在在实际当中加以运用,一个难题是改变旧有的习惯和做法,主动去适应变化了的地方,而不是相反。传统和习惯的势力是强大的,有时想改变都难,更何况不想改变。比如北方人习惯吃馒头,到了南方则没有慢头吃。要不要改变原有习惯?改变了,就能适应南方的生活;不想改变,只有饿肚子。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地域变了,仍不肯主动作出改变,自然会遇到巨大的障碍。

  变和不变是相对的。变要受新情况的制约,随新情况而变,因而总是有限度的。不变,则是要保留旧有习惯和做法中有价值的、在新情况下仍然行之有效的部分。所以,在变和不变之间要灵活掌握,固执于任何一方面,都可能出现偏差。

  采取的措施应该行之有效。一般而言,地理、环境、气候等条件是难以改变的,忽视这一点,夸大人的作用,将要付出代价。“人定胜夭”的想法固然浪漫豪迈,但却代替不了适宜的、行之有效的措施。主观的愿望是一回事,客观的实际又是一回事。它们之间不可互相代替,只能互相适应。

  不应该忘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一个抗拒不了的规律,因地制宜是符合这一规律的。

  【典源】

  因地装宜:语出《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夫筑城郭,立仓库,因地装宜。”

  忽必烈承袭汉制:事见《元史·世祖本纪》。